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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基督教会被告上诉 当局暴力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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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基督教会被告上诉 当局暴力袭击
2月9号消息，发生在去年9月的山西临汾教会冲击案，5名被判重刑的教会人士目前仍在等待二审结果。虽然律师提出公开审理的要求，但法院坚持不公开审理。另外5名被判劳教的教友，上周二也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年劳教的判决。律师表示，应追究当局暴力执法责任。
据美国之音9号报道，临汾家庭基督教会负责人杨荣丽、牧师王晓光、教友张花梅、杨旋和崔家兴5人，去年11月25号分别被临汾市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名，判处了7年到3年不等的刑期。
临汾教案代理律师李方平表示，在判决后所有被告的律师都以证据不足提起上诉，但是二审法院仍然决定不公开审理。
李方平律师还认为，浮山当局出动400人暴力冲击教会，“是一场赤裸裸的暴力”，法院应该追究当局的法律责任。
律师张凯也说，一审的程式根本是违法的，因为律师只看到检控方部分证据。此外，张凯还说，他为当事人作出的无罪辩护也被检方驳回，法官只作出一个笼统的判决。
据报导，临汾教会另有5名教友，包括李双平、杨红珍、赵国爱、高福琴、杨才珍等人，在教会负责人被判刑后几天，接连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处以2年劳教刑期。对华援助协会说这几名教友已在上周二提起诉讼，要求临汾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撤销劳教判决。
安徽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一审获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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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一审获死缓
因修建形似美国白宫的豪华办公楼而被称为“白宫书记”的原安徽阜阳颖泉区书记张治安2月8日因受贿和报复陷害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BBC中文网报道，中共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称，张治安在担任安徽省颖上县副县长、阜阳市颖泉区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先后索取或收受贿赂人民币约359万余元，并指使区检察院，报复陷害举报他的李国福，以贪污、受贿等罪名对其逮捕和提起公诉。李国福原为阜阳市安曙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据称在收到起诉书后自缢身亡；他的妻子袁爱平、女婿张俊豪在李国福被拘期间，也被区检察院以贪污和窝藏等罪名提起公诉。
据报道，张治安家族在当地极有势力，其家族成员在颖上县任职副县级干部的多达10人，在要害部门任职的多达20人。颖上县一度被当地百姓称为张家县。
美退休大潮来袭 社保系统及及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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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号消息，由于经济衰退，数十万工人退休或要求残疾补助，美国2009年出现了25年来第一次社会保障金年度盈余近乎用尽的局面。国会预算办公室推测，社会保障金在2010和2011年将会出现赤字，如果经济进一步滑落，亏损可能会比预期更大。
据《今日美国报》日前报道，社会保障局总精算师戈斯（Stephen Goss）说：“事情比预期的要糟糕一点，很显然，我们要出现一、二年的负数。”
自1984年以来，社保局从工资税中得到的收入都大于其福利支出，从中积累了2.5万亿美元的信托基金，但由于政府用这个基金支付其它的项目，因此需要增税、减少开销或进行新的借贷以填补税收与福利欠款之间的差额。
专家指出，发展走势说明了社会保障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从2016或2017年开始，由婴儿潮一代所带来的迫在眉睫的退休大潮将造成年度亏损。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颇具声望的共和党众议员赖安（Paul Ryan）表示：“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警钟已经响起。”
根据联邦数据，去年，社保局所得税收只比福利支出多出30亿，比2008年下降了600亿，这一收入的下滑比社保局精算师预期的来得要快。
1983年，因两党同意增加工资税、对某些福利征税并逐渐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7岁，使得社保局逃过了破产的厄运，而且应该使福利系统至少能运作到2058年，但是，这种推测现已经减退到了2037年。
西方应对华采取坚定的原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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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3天的第4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8日闭幕。中共外长首次出席该会议并讲话。而美国国务卿却在此次会议中缺席。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称，西方各国要采取更坚定的原则立场与中共政府打交道。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列奥纳德在德国大报《南德意志报》发表文章说，面对中共政府在近几年内政外交政策上的改变，"西方的政策还没有适应北京的这些变化"，而西方各国政府应采取"更坚定的原则立场"。中共政府总想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不惜改变国际秩序。
有鉴于此，奥纳德建议西方各国做出各方面的改变。首先是要结束无条件地让中共融入国际机构的原则，中共当局必须对此给予具体的回报。此外，欧盟和美国等自由国家需要加强合作，并且能够勇敢的将北京抵制国际社会的一切行动向全世界民众公布。最后一点就是要更大范围的接纳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国进入自由同盟，扩大自由集团的经济和技术优越性。借由这一途径可以在接纳中共政府融入国际机构的同时又约束其必须遵守基本原则目标，否则就不能再听由它自由进入国际机构了。
中国目前无法实现高教办学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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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近来不断强调扩大高教办学自主权，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和旅居美国的原中国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高大维认为，这一目标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
两位教授是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达的上述观点。
高大维教授认为，中国教育改革很困难，因为除教育部门，还会牵扯到更深层的部门。而且由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导致大学产业化，都去想办法弄钱，结果在大学里养了一批只懂贪腐的中共官僚。高教授觉得在现行的体制下，根本无法实现办学自主。他说：“因为你党委领导你要不要去掉？那么教育家办学，你任命一个教育家来当校长，结果他必须要接受党委书记的领导，你怎么样自主呢？怎么样的学术化呢？现在全国一律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觉得在五七年中国知识分子里面有一些有骨气的。你像山东大学的校长叫陆凯图他讲‘大学要办好就要废除党委领导这个体制’结果他被打成极右派。直到折磨到他死为止，文化大革命死掉了。”
孙文广教授也认为，政治体制是中国高等教育办不好的根本原因。孙教授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像民国时期它办的一些学校——西南联大、像北京大学，当时他们的校长都是一些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学校里没有一个党的专职干部坐在那里每天下命令，每天给他下指示。所以它就能够培养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然而中国大学的现状是行政化、衙门化、没有自主权，是官僚领导学校，也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一段时间共产党大学招生，第一条原则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大学并不是共产党的党校啊，你怎么能规定大学招生学生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呢。”
高大维教授和孙文广教授也因此都对温家宝近期高调倡导的自主办学说法感到太过空洞，根本不可能实现。